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争论的激进化
2008-11-29 00:06:01.0
争论的激进化
 
  1989年是苏联体制路线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混乱的消费市场,下降的投资,令人失望的GNP增长必定要对经济改革的路线产生影响,其结果鼓励了争论措辞的激烈化。1987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经济学家拉里莎·皮亚舍娃在《新世界》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封信,公开向社会主义挑战。她主张,世界经验表明只有一种市场体制能够带来繁荣,计划不可能和市场体制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市场体制是不相容的。这个异端之言在当时并不为人所接受。然而两年后,这些观点逐渐被经济学家们一致接受了,他们利用自由的大众媒体向大众和政策制定者们宣传他们的观点。1989年的经济困难使许多人乐于倾听这种观点。

  对经济改革的争论开始于1989年,随后迅速展开,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有欠精细却十分重要的、日益流行的术语的变化来描绘争论的演变。争论集中在两个关键问题上。第一是经济计划或者市场力量指导的经济范围问题。第二是生产方式上公有或者私有财产的相对效力和愿望问题。

  如我们在第3章所谈到的,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提出的改革理念是要建立一种既能保留经济的计划性,又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具有分散性和发挥市场力量的功能显著的经济。这似乎是1987年制定《国有企业法》的目的。从1989年开始,这种观念受到日益猛烈的抨击。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的市场经济"术语开始被使用时,戈氏原来的观点有了微小的改变。这些术语表明经济应该主要是一种市场的经济,而"社会主义"和"计划"则是修饰语。1990年,"控制的市场经济"这一术语开始使用,这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观点,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实际上,这是建议实行一种如德国和日本那样的体制,在那里,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框架内积极地控制市场。

  术语的演化在继续进行着,此后,"控制的"一词被众多的评论员所抛弃,经济改革渴望的目标变成了单纯的"市场经济"。术语演化的最后一步是对"自由市场经济"日益高涨的呼吁,这一术语的提出使改革进入了最后阶段。尽管"自由市场经济"观念可能引起人们误解,因为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从来就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经济完全自由地运行,但在如何实行"控制"的争论中,这一术语还是通行无阻起来了。实际上,它是在改革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完全拒绝社会主义,因为从社会主义的信仰看来,如果一种经济要满足大众的需要,计划的框架就是必需的。

  所有制的争论开始于1989年,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演化过程。起初,出于对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改革的考虑,人们呼吁建立一种"混合经济"。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从1986年开始被允许同国有企业并存发展。开始,人们以为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只是起积极的但微小的补充作用,国有企业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接下来,居然有人鼓吹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这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很快,评论员们开始讨论起"联合股份企业"的优势,这是一种颇有些含糊不清的所有制形式,其所有制关系的真正性质依赖于谁持有股票。如果公众代理人在联合股份企业中拥有大部分股票,那它很大程度上可能被认为是国有企业。然而,这种联合股份公司形式打开了大型企业非国有化的大门。

  到1990年,出版物开始公开发表国有企业是苏联经济困难的根源的观点。私人企业比公有企业更有优势的观点似乎成了定论,尤其是当它基于这一推论时:只有私人所有者才会积极有效地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对企业的"非国有化"呼声也开始为人所闻了。这一术语意味着解除联邦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包括把所有权转手给职工或者地区政府、地方政府。然而,这种术语的演变很快就走向了它的尽头:呼吁私有化,很显然,这意味着国有企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公司。

  很快,经济学家和其他的政策分析人士在媒体上就经济改革展开的争论,从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转到如何为资本主义作辩护了。开始争论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如何结合一些市场力量和在绝大部分生产方式公共占有的条件下如何允许一些小型非国有企业存在。现在,激进的改革者转而呼吁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了。

  其中一个例子是斯塔尼斯拉夫·沙塔林。在80年代中期,他是"理想的计划编制系统"的追随者,该系统试图使用线性规划技术来完善中央计划。1985年,他出人意料地当上了一个新研究所--经济预测和科学与技术进步研究所的副所长。在1986年鼓吹价格自由化受批判后,他退而坚持更为谨慎的立场。1989年,他担任科学学院经济系的主任。80年代末,他转而反对中央控制,支持自由市场和私有化。他领导的这支特殊研究队伍在1990年制定了著名的"500天计划",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

  第4章已经指出,并不是所有的资深经济学家都赞同这条改革路线。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列昂尼德·阿尔巴金,仍然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反对选择资本主义。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提名他为副总理,负责经济改革。在1989年苏联经济期刊《经济问题》的一篇文章中,阿尔巴金肯定了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批判"自由市场"的观点。他拒绝在莫斯科广为流行的市场神话,以赞许的语气引证了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著作及其对"自由市场"的著名批判。阿尔巴金的引证如下:

  自由市场今天在任何国家实际上都不存在……经济生活不但受"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而且受清晰可见的政府控制、财政政策、公司计划和政府间协议等手段的调节。

  阿尔巴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这一提法,他把他的观点概括如下:"社会主义市场的显著特征是它的市场机制与极其高度发展的、为经济运行的计划调节体制的结合。"他强调逐步发展市场的必要性,但他并不把市场和任何私有化需要联系起来。

  然而,人们可以察觉到,在阿尔巴金的观点中有一种防御式的语气。他感到有必要引证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和西方学术权威,来维护社会主义改革的政策。很显然,他是在逆潮流行事。

  1987年改革所带来的经济问题,无疑对促使人们走向亲资本主义观点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这些观点的影响会在1989-1991年间急剧扩大。如果不了解这个阶段实际的观点和信念的演变情况,人们反而会以为经济问题提高的只会是那些主张改革前的旧的集权体制的人的影响,他们认为,经济问题正好说明了"激进改革"有危险。

  另外,戈尔巴乔夫改革社会主义的策略支持者们,可能已经从由他们首创的严肃的改革举措所引起的经济问题中明白过来,他们必须谨慎地推进改革,并且更加周密地计划他们的改革。由于净投资的下降,职工工资失控和税收下降的核心问题有可能得到补救。1989年,苏联政府仍然有权力把有效的征税体制强加于企业头上。纠正企业激励机制的制度将制定出来,以抑制工资增长,引导资金回到投资上来。然而,经济困难的主要结果显然在加强那些鼓吹把改革转变成革命的人的观点,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变得更弱小,主张回到改革前老路的拥护者们依然处于社会的边沿。这种结果从1987年后产生的经济困难就可获得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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